家信召弟从军抗战遇极端天气行军艰难

民国二十七年冬，我收到大哥从汉口寄来的家书。信纸已经泛黄，边角有些卷曲，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。展开信笺时，一片干枯的梧桐叶从中飘落，那是老家院里的老树。

大哥的字迹比从前潦草许多，墨色也深浅不一。信中说部队急需补充兵员，问我是否愿意投笔从戎。末尾处写着："梧桐叶落时，望弟早作决断。"

启程那日，母亲将我的长衫改成了短褂，说是行军方便。她往我包袱里塞了三个熟鸡蛋，蛋壳上用朱砂画了平安符。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直到我走出巷口都没说一句话。

我们连队在沅陵遭遇了二十年不遇的暴雪。羊皮袄冻得发硬，像铁甲似的硌着皮肉。班长教我们把绑腿解下来缠在枪栓上，免得冻住拉不开。夜里宿营时，炊事班的老赵总要把行军锅倒扣在雪地上——他说这样第二天掀开锅，底下能聚着些热气。

最难忘的是过雪峰山那天。山道上的冰凌有小孩胳膊粗，挑夫老周摔下去时，背着的弹药箱在悬崖上撞出闷响。指导员让我们把绑腿连成长绳，每个人腰间都系一段。走在最后的四川兵小王突然唱起川江号子，歌声撞在冰崖上，碎成一片回声。

快到常德时，我们遇见一队往后方撤的伤兵。有个断了腿的弟兄认出我的口音，硬要把半块烤红薯塞给我。红薯已经冻僵了，咬下去能看到冰碴子，却是我吃过最甜的一块。

如今想起这些，总觉得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只有那封家信还揣在贴心的口袋里，信纸上的梧桐叶脉络，在月光下依然清晰可辨。